茶叶对于广别老寨哈尼族而言，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以茶为食，以茶为饮的食物和饮品，同时茶叶更是祭祀的神物，婚嫁的信物等，其中蕴含着茶情茶礼和民俗信仰，伴随其一生根植于云广别大地上的广别哈尼族人，使用普洱茶的方式丰富多彩，饮茶习俗别具民族风情，他们同时把茶融入到民俗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独具传统特色的哈尼茶文化，是云南珍贵茶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茶马古道的悠悠铃声，勐海广别贡茶在云南西双版纳广别老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扎根发芽，充裕了鲜明的民族地域文化特色，远播宫廷。
回顾普洱茶的发展，公元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明朝大将蓝玉、傅友德和沐英等人率大军平定云南后，不仅在此地驻兵屯田，还陆续移民过来近300多万汉人，稳定边疆。汉人再次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促进云南农业飞速发展，也使这里诞生了许多特色茶，比如车里的“普茶”。公元1383年(明洪武十六年)，朝廷下令将“普日”改为“普耳”，明朝万历年间，又改“普耳”为“普洱”，而这里产出的茶叶，就称为普洱茶。
此时普洱茶不仅得到正式命名，而且形成了具有少数民族独特工艺的茶，蓬勃发展，甚至成为了云南茶的代表。
有史料记载：
“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有车里一头目居之。”《云南通志》
“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谢肇制》
自古以来，车里宣慰府管辖区所产的普洱茶，尤以广别茶为最胜，评级最优，色香味最佳。盛易祥。
公元1650年（顺治七年），清朝的贡茶机构由户部改为礼部，进一步走向制度化和体系化，贡茶区域也从明代五省扩展到十三个省份，而云南正是其中之一。公元1729年（雍正七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决定在云南实行改土归流，同年，云南巡抚沈廷正式向清宫上贡广别贡茶。
《普洱厅采访》中有载“普洱茶帮助消化，驱散寒冷，有解毒作用”普洱茶所具有的这些特性，这些功效正好迎合了清王朝的生活需要。普洱茶作为贡茶进入北京清皇宫廷后，皇帝都要亲自品尝，同各茶山送来的普洱贡茶进行比较，发现广别茶茶味与茶性都不同于其它地方的茶，此茶浓醇且香甜的特征和茶味，征服了雍正皇帝，深受雍正皇帝青睐，非常符合他的品饮口味，于是皇帝亲自钦定广别茶从此以后作为贡茶，年年进贡皇室。
到乾隆年间，乾隆皇帝更是十分痴迷普洱茶，广别茶、曼松茶、困鹿山茶、迷帝茶都是乾隆皇帝特别喜欢的贡茶。这四款茶也各有特色，被誉为“四大皇家贡茶”。御批宗室亲贵，中央大员，地方大吏等84位高官大臣为进贡人员名单，这时期普洱贡茶的体系也更加完善和齐全，供皇宫内饮用的普洱贡茶数量也逐年增多。
公元1826年（道光六年），一位叫阮福的年轻书生，写就一篇《普洱茶记》，第一句就开门见山地说出普洱贡茶在当时的地位：“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由此可知，在道光年间，云南的普洱茶，已成为“名遍天下”的名茶，尤其是在天子独享的广别贡茶。
此茶备受皇家恩宠的原因是“味最酽”，此茶选用大叶普洱茶种原料制作，滋味浓醇，茶气霸道，回甘绵长，有别于其他地区的茶。
广别贡茶在清宫的地位是其他茶无法与之比较的，由皇帝精心挑选的广别贡茶，不仅是清朝皇室的至尊标志，让京城里的王公贵胄都趋之若鹜，还作为国礼，赏赐给外国使臣，显示皇恩浩荡和地大物博的重要手段。历史上东南亚的缅王、泰王更是把广别茶作为进贡王室的贡茶，通过
茶马古道运往缅甸和泰国两地，王室把这些贡品视为珍宝，特别稀少，只有国王才能享用它。公元1904年（光绪三十年），云南兵荒马乱，盗匪蜂起，为逃避贡茶压力，广别的哈尼族人更是把部分茶山放火烧山毁茶树，从而减轻贡茶制作负担，而负责采办广别贡茶的官员并不知道是村民所为，以为是盗匪所为，所以并未怪罪茶农，部分茶山开始改种旱稻和玉米，为清皇室上供了200多年的普洱广别贡茶，也随着战乱由此衰落，成为千古绝唱，陨落深山中。
从诞生于原始森林，到进入京城，再到成为皇室钦定贡茶，广别贡茶在中国繁盛了两个世纪，是属于自己的繁荣时代。直到战争的打响，广别茶也随帝王朝衰落，告别了辉煌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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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0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