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六大茶山的历史，半部普洱茶的历史。普洱茶历史舞台上，历代倚邦土司、易武土司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两大家族的荣辱悲欢，一种茶的兴衰起伏，命运将其紧密相连，共同书写出不朽的传奇。
雍正七年（1729）改土归流设立普洱府是决定六大茶山命运转折的大事件，在改土归流及后续的事件中，伍乍虎、曹当斋相继被朝廷授予土司职位，嗣后成为六大茶山历史上地位显赫的两大土司家族。
倚邦曹姓土司与易武伍姓土司面临复杂的处境，既要接受土司政权车里宣慰使司的管辖，又要接受流官政权思茅厅的管辖，决定其命运的则是满清朝廷。作为各自主政一方的倚邦土司、易武土司，既要受命于上，更要统治其下。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是其矢志不渝的诉求，这从其在名分的追求上可见一斑，围绕关乎自身名义身份与地位的构建，折射出两个家族命运的浮沉。
雍正十一年（1733），新任云贵总督尹继善奏请善后事宜，在其《筹酌普思元新善后事宜疏》中指称曹当斋为倚邦土弁、伍乍虎为易武土弁，意指武职土司，这种称呼并不鲜见。
曾经倚邦土司驻地的倚邦老街，现如今是倚邦村委会所在地。距离倚邦老街不远，就是倚邦曹姓土司家族墓地，当地老百姓称为官坟梁子。一个近年新修的金色亭子里，有一方乾隆二年（1737）朝廷敕封曹当斋夫妇昭信校尉安人碑，碑文昭示的是皇帝的旨意，指称“云南普洱府属茶山倚邦土千总曹当斋”，这是用时任倚邦土司曹当斋担任的官职作为正式称呼。其中曹字抬头并不是常见的草头曹而是一点一横，后者的写法嗣后被民间称为官清曹，用以区分白头曹。
曾经属于倚邦土司管辖的蛮砖茶山蛮砖寨，现在隶属于勐腊县象明彝族乡曼庄村委会曼庄村民小组（现在已经更名为蛮砖村委会蛮砖村民小组）。在茶农丰敬堂家中留存有一方乾隆六年（1741）修建蛮砖会馆所立功德碑，碑上铭刻的是“管理茶山军功土部千总曹当斋奉银四两”，可见时任倚邦土千总曹当斋对于自身的名分认定与朝廷任命完全契合。
乾隆十二年（1747），时任云贵总督张允随下发有关茶政的行政命令。次年，被时任倚邦土司曹当斋率领属下铭刻在石碑上，现存于倚邦贡茶历史博物馆。为了行文方便起见，我将其命名为《恤夷碑》，无碍他人的命名。《恤夷碑》落款为“管理茶山土千总曹当斋统四山头目敬立晓谕”。可见其恭顺的姿态与对自身地位的清楚认知。
乾隆三十八年（1773），曹当斋走完了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其墓位于官坟梁子，墓碑上铭刻的头衔是“皇清敕封昭信校尉应赠武德郎显考曹公当斋”。其中的情由在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曹当斋军功升土守备衔，或许由于清缅战争整体失利，曹当斋没能等来与其职衔相应的爵位授予就去世了，在其身后成为憾事。
乾隆五十一年（1786），易武土司下发给客民的执照内容被《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三》记述了下来，其抬头是“管理易武一带地方钱粮茶务军功司厅伍给照以专责成事”。这个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易武土司的早期称谓。
乾隆五十四年（1789），漫撒新建石屏会馆落成，其修建会馆所立功德碑现存于易武茶文化博物馆，修建会馆捐资人中就有“世袭管理茶山一带地方部厅曹捐银伍拾两”，“世袭管理易武一带地方部厅伍捐银陆拾两”，这是让人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作为倚邦土司，乾隆六年（1741）修建蛮砖会馆时捐资尚属情有可原，毕竟在自己辖区内。作为易武土司，下辖的漫撒新建石屏会馆，主动捐资也属情理之中。但是时任倚邦土司居然也捐了钱，还排在了易武土司前面，似乎说明时任倚邦、易武土司颇有交情，也都希望在茶山公共事务上一展风采。我们的着眼点在于时任倚邦曹姓土司与易武伍姓土司的职衔，两大土司都开始有意识凸显自身权力符号。
道光二年（1822），时任易武土司伍荣曾所作关于易武、易比二寨争端裁定被铭刻于石碑上，现存于勐腊县易武镇易武茶文化博物馆，抬头是“世袭管理易武一带地方钱粮事务司厅口口口”。与早前的称谓相较只有些微差异。
约在道光六年（1826）年之后，牛滚塘五省大庙重修，所立功德碑现存于象明彝族乡安乐村委会牛滚塘品茶坊。捐资人中有“倚邦司厅曹奉银伍两”，应该指的是时任倚邦土司曹铭所为，积极参与辖区内公共事务。
道光十六年（1836）易武永安桥落成，所立功德碑现存于易武茶文化博物馆。碑文上铭刻的捐资人有“世袭管理倚邦军功司厅曹铭捐银叁拾两”，“协办倚邦军功司厅曹辉业捐银贰拾两”。没有见到时任易武土司伍荣曾捐资。相隔十年，时任倚邦土司曹铭的称谓简繁有别，但其职衔显见有一致性。
倚邦贡茶历史博物馆内有一方修建茶马古道曼拱段所立功德碑，可惜的是落款纪年处不幸损毁，碑文中捐资人有“管理茶山军功部厅曹捐银拾两”，无法确知是哪位倚邦土司所为。
咸丰元年（1851），修建倚邦龙王井所立功德碑现存于倚邦贡茶历史博物馆。抬头是“世袭倚邦一带地方总理茶政兼管钱粮事务军功部厅加一级曹”，指的是时任倚邦土司曹瞻云，他是倚邦历代土司中任期最久的风云人物。
现今隶属于倚邦村委会茨菇塘村民小组地界的大山上，有一处五省大庙遗址，咸丰八年（1858）所立两方功德碑保存至今，其中一块的抬头是“世袭管理竜得一带地方钱粮事务军功司厅叶”，可见当时属于竜得土便委辖地。未入品级的竜得土便委也是以政权符号来彰显自身的地位。
光绪十三年（1887），时任普洱府思茅厅同知覃克振针对倚邦商民之间的民事纠纷下发了一份裁决。次年，倚邦绅商将其铭刻在石碑上。为行文方便，我将其命名为《止价碑》。碑的抬头是“世袭管理倚邦一带总理茶政兼管钱粮事务军功都阃府曹”，时任的倚邦土司依旧是曹瞻云。碑文抬头曹瞻云的称谓非比寻常，意指他的职位是四品土都司，由此可知，曹瞻云才是已知职衔最高的倚邦土司。
自盛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设立普洱府后，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留存在倚邦、易武及竜得土司地的文物碑刻，见证了六大茶山的历史变迁。从倚邦曹姓土司、易武伍姓土司及竜得叶姓土司对名分的注重，不难看出帝制晚期，作为基层官僚的土司，在自身名义身份与地位构建中的演变轨迹，为后人描绘出土司自我形象塑造的历史图景。
作为土司命运主导的满清朝廷，给予土司的定位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道光十五年（1835）《云南通志稿》记载：思茅厅倚邦土把总、思茅厅易武土把总条目项下，援引《皇朝通典》，云南土把总五十五人，曰倚邦茶山一人，曰易武一人。也就是在清廷的规划中，倚邦土司、易武土司实际上的职权都是七品土把总。
2023年0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