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武名满天下，已经数百年了
1729年因伍乍虎（善甫）“率练杀贼有功”而授土把总世职，并成易武土把总司所在地，经历伍朝贵、伍朝元、伍英降、伍耀祖、伍荣曾、伍定成、伍长春、伍树勋和伍元熙等十代土司，1929年由象明县并入镇越县。
在普洱茶的历史上，易武为古六大茶山之一，且被清朝政府列为贡茶产地......
历史记载
易武普洱，百年声誉
光绪皇帝最宠爱的妃子和政治上的红颜知己，空怀救国济世之心，死于慈禧之手。她之死，全因她太爱光绪并对光绪寄托了太多的政治梦想。说珍妃，当然是想强调唐鲁孙的血统，强调唐鲁孙的血流，当然是想引用这位“华人谈吃第一人”说出的关于普洱茶的文字。他在《说烟、话茶、谈酒》一文中说：“宣统出宫后，故宫清理善后委员会曾经在神武门出售一批剩余物资，有大批云南普洱茶出售。先祖母说百年以上的古老普洱茶可以消食化水、治感冒、祛风湿，价钱比中等香片还便宜，所以买了若干存起来。到了冬天吃烤肉，吃完有时觉得胸膈饱胀，沏上一壶普洱茶，酽之地喝上两杯，那比吃苏打片、强胃散还来得有效呢！”
茶案碑文，历史印记
道光18年即1838年，茶商张应兆于易武刻立了“茶案碑”，碑文如下：
断案碑记小引窃维已甚之行，圣人不为，凡事属已甚，未有不起争端也。如易武春茶之税，每担收一两七八钱，已甚曷极，故道光四年，兆约同肖升堂、胡邦直等上控，求减至七钱二分，似于地方大有裨益。乃道光十七年兆之二于张瑞、张煌幸同入痒，兆到山浼，易官谕茶民帮助此须，似合情理，奈王从五、陈继绍不惟怂恿易官不谕，且代禀思茅，罗主差捉刑责，掌责收监伊等之夥党暴虐，额外科派概置不论，兆不约同吕文彩等控经南道胡大山蒙批仰普洱府黄主讯断全案烦见将祥道移思扎饬易官遵奉缘由勤石以志不朽云谨将署普洱府正堂黄主详上移下文卷定章录刊于左查此案前经敝署府审看得石屏州民人张应兆、吕文彩等先后上控易武土弁伍荣、曾字识、王从五、陈继绍等，年来诡计百出，夥党暴虐，额外科派各情一案，缘张应兆、吕文彩等，均系籍石屏州于乾隆五十四年前，宣宪招到文彩等父叔辈，栽培茶园，代易武赔纳贡典，给有招牌已今多年，无谓前茶价稍增，科派尤轻可以营生，近因茶价低贱，科派微重，张应兆等即以前情赴宪辕卖控，奉扎下府，遵即移案，证遂一查讯，条款内补土弁字识等折收。
《镇越县新志稿》中就记载：“清嘉庆、道光年间易武茶区年产茶七万担……光绪二十年前后易武茶区产量为二万担。”道光十六年（1836年），易武至倚邦茶马古道所经过的磨者河上的永安桥修建完工，所立的碑文上写有“云南迤南之利首在茶，而茶之产易武较多”，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时迤南的经济利税主要靠茶叶，而茶叶产量易武最多。
《西双版纳文史资料》第四辑中“古茶区分布情况表”表明：1912年易武茶区产茶5000担，比倚邦、曼洒、曼庄、革登四茶区产茶之和还多；1957年易武茶区产茶1250担，也多于倚邦等四茶区之和。因茶叶兴衰演变，史料文献中地名、产量记述有差异，但易武茶山是普洱茶的主场地则是无疑的。
易武，也是茶马古道的起点、普洱茶贡茶之乡。普洱贡茶在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正式列入贡茶案，之后，六大茶山便成为了贡茶的采办地。1750年，易武修建了一条通往思茅（今普洱）的茶马驿道，驿道由青石板铺成，今天的易武公家大园，被认为是茶马古道的起点。道路的修通，促进了易武茶业的发展，让易武成为仅次于普洱（今宁洱）的茶叶贸易和集散中心的地位。同庆号、乾利贞宋聘号、福元昌号.....这些普洱茶历史上最经典的“作品”，就诞生在易武，这些作品，代表了普洱茶最好的时代。
阮福《普洱茶记》中写道：“本朝顺治十六年（1659）平云南，那酉归附,旋叛伏诛，遍隶元江通判。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纳地设普洱府，并设分防。”
詹英佩女士在《普洱茶原产地西双版纳》中写道：“明朝末年江西和云南石屏的汉人进入易武，开始在易武贩茶或制作土特产。”
易武，是一个因茶而家喻户晓，与茶共兴衰的地方。早在清雍正二年（1724）时就有大量茶人涌入易武，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俗称：奔茶山），才形成了山山有茶寨，寨寨有茶山，茶林连茶林的新格局，对今天易武茶山的格局起到了定型的作用。但因当时，茶山事端不断，清政府“严禁客商入山作茶”。直到清雍正十三年（1735）实行“茶引”购茶，茶商才得复入。
易武贡茶极为考究，据《云南经济滇茶》记载：“于二月间(农历)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茶。”易武和倚邦过去的茶农民间流传着“采办贡茶，忙上不忙下”，意为：采办贡茶是天旨，是皇帝的指令，自己的事情再忙都得放下，以采办贡茶为要。
20世纪60年代，北京故宫整理茶叶库房的时候，清点出一大批没有消耗的清宫贡茶2吨之多。当昔日名山绿茶都已多数炭化，却唯独有一种团茶“不霉不坏，保存完好”，它们“大者如西瓜，小的如网球、兵乓球状，茶色褐黑”。
这些就是数百年前，由滇南山民一路人背马驮，从古六大茶山深山运抵思茅厅，再汇总于普洱府，随后进入昆明，最后一路北上进京的普洱贡茶之一种（当时清点出的有金瓜贡茶、女儿茶、茶膏等不同品类，此为金瓜贡茶）。
雍正改土归流之后，朝廷正式将普洱茶列入《贡茶案册》。而宫廷的指定需求，以及官方的介入督办，开始对普洱茶提出了更高的工艺和品质要求。可以说, 这对于整个普洱茶产业，都有着奠基性的时代意义。
到了乾隆中期，《滇南新语》中已有记录：“普洱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就是雨前所釆散茶，芽茶较毛尖稍壮，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可见清朝时期，对普洱茶的釆摘时间、嫩度、等级等都有了很多讲究。
八色贡茶的制作，更是丰富了普洱茶的诸多加工方式。“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装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普洱茶有了诸多的“打开方式”。
贡茶制度的不惜人力、不惜工本、选料精细、标准严苛，相对此前粗犷随意的土法制茶，堪称一次历时一百多年的“基因改造”。
这场“改造”的影响至深，甚至延续到了今天我们对普洱茶茶园管理、工艺制作、品饮品味等各种认知的方方面面。
以易武茶为核心六大茶山地区，逐渐形成了“高香甜、低苦涩”的滋味特征，这与西双版纳少数民族传统以“苦”为尚的风味审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香甜醇厚的易武茶，树立了普洱茶的基础价值审美，“清香独绝” “味最酽”，酽者，即汤厚也，乾隆皇帝写诗称赞“独有普洱号刚坚”。
2023年0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