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年间颁布的“云南茶法”，则奠定了“七子饼茶”的基础雏形。“系七圆为一桶，重四十九两，征税银一分，每百斤给一引……饬发各商行销办课，作为定额，造册题销”。虽然彼时老斤度量衡计重与后来的市斤略有差异，但“七两一圆，七圆一桶，每百斤为一引”（老斤一百斤约合今天120市斤，60公斤）的定例却传承了下来，成为后世人们所熟悉的“七子饼茶”（亦谓“七子圆茶”）。
关于这牌匾流传着多个版本的故事，最有名的是道光皇帝版。据称道光帝饮罢所献的易武茶，连赞此茶“汤清纯、味厚酽、回甘久、沁心脾，乃茗中之瑞品也”，遂赐牌匾“瑞贡天朝”。
1773年曹当斋去世后，易武土千总伍朝元（伍乍甫之子，乾隆中期因军功升土千总，而承袭爵位的曹当斋之子曹秀为土把总）承担起贡茶釆办主要责任，普洱茶的重心逐渐由倚邦向 易武转移。李拂一的《镇越县新志稿》记载：“嘉道时期，易武茶区（包括易武茶山和曼撒茶山）年产晒青毛茶七万担，倚邦茶区（倚邦茶山、蛮砖茶山、革登茶山）年产两万担。”易武已经是六大茶山绝对的中流砥柱，六大茶山，易武居其大半，是以成为六大茶山之首。
这个时期，普洱茶也逐渐走向顶峰。从嘉庆四年（1799年）的《滇海虞衡志》中“普洱茶名重于天下”，到道光五年（1825） 的《普洱茶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因贡茶之名，普洱茶誉满天下，这也加速了普洱茶号级茶商茶时代的到来。
“每岁入贡，民间不易得”，清皇室的青睐与“加冕”，奠定了普洱茶的显贵身份。清朝的皇帝们不仅自己爱喝普洱茶，屡次为普洱茶“加持”之外，上用其祭祀祖宗，下则赐予宗亲显贵，内赏有功之臣，外赠邦交使节，普洱茶从此蔚然成风。乾隆晚年，东西方帝国的第一次对话中，获赠普洱茶的但顿勋爵（马嘎尔尼的副使）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此为中国最贵重之品”。乾隆、道光、慈禧都是普洱茶的深度爱好者，末代皇帝溥仪就曾对老舍说：“普洱茶是皇室成员的宠物，拥有普洱茶是皇室成员显贵的标志。”
俗语有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谈及易武茶，则可谓“一方水土育一方佳茗”。易武茶，早已成为茶友们心中的圣地，吸引着无数普洱茶爱好者的目光。这背后，无疑与易武茶卓越的品质特性紧密相连。然而，究其根本，这一切的荣耀皆源于易武地区那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
易武茶之所以“柔”，并非因水浸出物稀缺，而是茶中那独特的苦涩味，主要由茶多酚与咖啡碱共同酿造。然而，正是茶中丰富的氨基酸与可溶性糖，为这苦涩味带来了微妙的平衡与中和。历经岁月洗礼的易武茶，更是展现出“越陈茶气越足”的非凡魅力，业内称之为茶气“霸道”，但这霸道之气，却与茶的柔软特质和谐共生，共同铸就了易武茶那独一无二的口感与韵味。
因此，易武茶不仅仅是一杯好茶，更是一种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一种自然与人文的交融。它的留存价值，早已超越了茶本身，成为了一种值得珍藏与传承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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