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火焰图”如何被广泛认可？
分析发现，三地四图来自不同的茶叶供给者，阿里图案和雅安图案均来自当时的西康省，而大理图案则来自云南大理下关，从物理距离上来说，三地相距甚远，尤其阿里普兰县科迦村到雅安和大理，以西康省时期的交通情况来说，除距离遥远外，还涉及极难通过的高山峡谷的重重阻碍。但是历史似乎却偏偏突破了这些不可能。若四图均来自西康时期，会更能引起我们对当时三大区域内贸易往来、人口流动、民间社会整合的关注；若大理图案对应的实物是更晚一些出现的，也并不能否定我们的这些关注。如果我们不考虑标识对应的茶叶实物，只从图案本身来分析，那么有一种可能，“宝焰牌”的出现对应着“火焰图”的出现。这样的分析进一步指向了一种可能：四个“火焰图”共存于西康建省时期。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本文认为至少有三类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类，茶叶的实用机制。在藏、川、滇区域内，各少数民族均消费茶叶，而且依赖度较高，“供应边茶不仅是经济行为，还是团结兄弟民族的政治任务”。[9](P7)藏族同胞对茶叶的喜好程度之高是非常有名的，紧压黑茶被他们称作“雪域黑金”。归其根本，茶叶对身体健康与生活的实用性显得异常重要。以西藏为例，茶叶不但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础，还影响着社会。[10](P81-108)在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不经意间就会看到茶叶的身影。生活的需要让人们千方百计地获取茶叶。2019年7—9月，笔者在阿里普兰县调查时，当地老人向我讲述了一种叫作“帮加”的野生植物，在封建农奴制下，当地大多数群众买不起茶叶，只能用这种植物熬水代替茶叶，但口感远不及茶叶。事情虽然小，但却透露出他们对茶叶的极度渴望以及当时生活的悲惨。
西藏的寺院是茶叶消费的最重要场所之一，伴侣们每日都要消耗大量的茶叶，每日礼佛诵经与集体茶事是不能分开的。牛心形紧茶下端的柄把适合僧侣们夹于双指之间，参拜时可以每手夹4个，参拜完后再把茶的柄把向下置于案台之上，以显示恭顺虔敬。[11](P139)藏传佛教与茶叶的密切关系广泛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强化了人们对茶叶实体的运用，激发了相关文化现象的发生。
第二类，茶叶的贸易机制。茶叶贸易利润的吸引力与茶叶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重要性所引发的政治上的重视，二者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藏、川、滇区域内茶叶贸易的繁荣，主要从云南、四川（西康）的茶叶生产加工地向以西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流动。滇藏茶马古道、川藏茶马古道的兴起与这种茶叶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罗森认为在19世纪末，从打箭炉（康定）输向西藏的茶叶数量每年达到11万担。[12](P225)茶叶运输与贸易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川、滇、藏区域内相关的城镇因此得到繁荣动力，譬如康定、雅安、邛崃、鹤庆、盐井等；人口流动性增强，一方面人口向贸易集散地集中，另一方面商帮人数也在增加，因贸易择地而居的现象较多，相应的文化交流得到强化；不同民族间交流、融合机会增加。[10](P135-140)即使在政局动荡、生活风雨飘摇之中，带有十足韧劲的茶叶贸易给民间社会助以某种活力。
第三类，生活、文化在传播中的互构机制。笔者在研究茶叶传入西藏问题时提出了“以茶文化为纽带形成的生活、文化的同构”，以茶文化为载体，生活与文化发生着一种动态的同构现象；同时，与之相关的文化的传播也不是单向度的。[13]在文化的传播中，生活与文化元素会有意无意的进行对话，并出现甄别、组合、互构的现象。从“火焰图”的具体解读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机制。从藏族文化看：这种火的图案在普兰当地被认为是一种极好的护佑；海螺具有佛法与精神追求号角的象征；托盘似高僧的法座，被赋予法力与信任感；角状物似寺院中法器形状，象征着威严。从汉族文化看：火是生活的象征，亦有光耀四方之意，也有的解释为佛光普照；海螺被表述成元宝，象征财富，也有的形容成贡茶，象征茶叶品质；供盘或香炉（有的亦描述成宝鼎式香炉），代表着尊敬、威严与有力的支撑之意。这样，藏族和汉族的文化元素实际上在“火焰图”中融合成一体。生活中的实用性以及贸易、政治中的重要性使这些元素得以在两类解释空间内进行对话、筛选和组合。
五、“火焰图”的社会功能：对区域社会的整合
藏、川、滇在地理区域上构成一片面积广大的大三角区，虽然地域相联，但相互之间交通极为不便。在这样的区域内，茶叶的“火焰图”能够几乎在同一时期成为三地的共享图，且四图并非出自同一模板，这些既表明了该图案得以生成的相关机制的重要性，也表明了在三地之间的某种深刻的联系。而在这种图案及与之相关的贸易活动持续开展之后，它也必然对该区域产生某种功能。整体上看，至少有三大类功能是重要的。
第一，进一步巩固了茶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贸易带动文化交流与变动，同时，文化也促进着贸易的进行与茶叶的消费。我们无法确定由“火焰图”引起的对西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茶叶消费量的影响程度，但这并不能构成否定它的影响的理由。
笔者在阿里普兰县调查群众对这种图案的认知时，人们都给出了积极的回应，并肯定了该图案包含着对生活的最好的祈福。他们没有明确的理由，只是说老人们是这样讲的。我们无从得知是因为人们认可了这个图案才赋予了它如此的意义，还是因为“火焰图”本身的元素的意义激发人们对图案的认可。无论如何解释，我们看到了它的真实影响：人们对这种茶叶标识图案对应的茶叶实体格外重视，视若珍宝，所以有了老屋中的居住者恭敬地将有“火焰图”的茶叶标识贴到墙体上，与佛教名胜、六字真言相并列。
“宝焰牌”牛心茶在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受到好评，这从表1中的相关事件中可以佐证。另外，1986年10月，十世班禅到下关茶厂考察，询问了牛心茶的情况，并对茶厂恢复“宝焰牌”牛心茶表示了感谢和赞赏。当时茶厂以“宝焰牌”牛心形紧茶为赠礼，班禅十分高兴，并当场订购了500担。后来，这批礼茶也称为“班禅紧茶”。[11](P137-138)虽然确定茶叶标识对人们如何认知茶叶并不容易，但这一案例至少暗示了它对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二，形成了一种文化纽带，加深了不同区域，尤其各少数民族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发自于民间的认知与认可度。虽然对图案元素的意义有不同的解读，但这并不影响对图案的高度认可。因此，这种文化纽带是基于人们的一种共同知识之上的，这种知识发挥着文化纽带的作用。仿造与大量的使用，使该图案的分布范围更广，认可程度也得到了提高，从而起到了强化作为文化纽带的功能。即使在科迦村这样的青藏高原偏僻的边境村庄中，由于在雅安、康定拥有着极高的知名度，这来源于茶叶以及相应的标识给那里一代又一代的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