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遗存的符号，“火焰图”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的好奇与追溯，但历史不能重写，也不能再现，我们只能通过细微的历史碎片尝试接近它的真相。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通过相关的活动来感受这种文化纽带的存在。2006年6月，云南下关沱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了“情满宝焰沱茶进藏”大型企业文化活动，沿滇藏茶马古道，经拉萨抵达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随后举行了有600多名僧侣参加的“宝焰牌”紧茶的开光仪式，并向藏族群众赠送了沱茶和牛心茶。[11](P140)近年来，也有多起“宝焰牌”牛心茶的拍卖现象，譬如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的2016年秋季拍卖会的拍品中就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下关茶厂班禅紧茶（生、熟各一沱）”。
第三，传播了一种民间微观文化的价值理念，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下关茶厂地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那里既生产茶叶，也消费茶叶，“大理三道茶”声名远播。雅安同样如此，作为西藏茶叶的主要供给地以及藏茶供给的中心区域之一，那里的藏茶生产与茶叶消费都格外引人注目。阿里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地带，被称为“西藏的西藏”，茶叶是那里生活的重要支撑。在三地，人们经历着相似的茶叶消费，分享着相似的茶叶产品，而在对茶叶标识的塑造上，不同的生活、文化得以互构并融入一个小小的图案之中，在这一同构出的“火焰图”中，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概念，亦无明显的他者与自我的严格区分。
结 语
对三地四图的讨论表明，辩证看待人的能动性与特定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因为具体的行动者总是处在社会结构之下的，或者说，“火焰图”发生于结构的二重性之下，社会结构的影响并不外在于茶叶标识图案生成的具体实践之外，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融入茶叶生产者、经营者以及消费者的关于茶叶标识图案的生活与文化的互构之中。二者有复杂的、紧密的内部关联性，个体能动性与社会结构共同完成了历史的进程。我们反思茶文化的研究、茶产业的发展，应高度关注人民的实践进程、福祉实现与推进经济社会建设的宏观结构的内在有机联系，将其割裂对待的做法将进入岐途。
对“火焰图”的生成机制以及功能的讨论表明，存在于民间的微观文化现象甚至是文化碎片，都可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结构意义，它们本来就应该被学术研究和进一步的实践规划所关注。一个小的文化体可以参与形成一种关系型的社会过程，并通过它的发生机制、功能发挥实现对社会的整合。笔者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了“柯罗牌”茶叶标识上的图案与民国时期“西康省茶叶公司”的标识图案相同，也是一种共享图案。这至少表明，“火焰图”的共享并非个案，因此其发生机制与功能发挥并不是一种基于个案的发挥。因此可以说，本文的这一微观视角研究可以为多民族的团结繁荣、为多元一体格局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本文的另外一个启发是，对关系型社会研究的关注不应被忽视。布迪厄深受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表述的影响，他强调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其理论中两个重要概念“惯习”和“场域”就是关系研究方法很好的例证。[14](P16-17)布迪厄以关系的方式来审视社会的方法值得重视，本文的分析也表明了这种关系研究的价值性。若仅仅局限于“火焰图”本身及由其构成的茶叶标识或者它们所对应的茶叶实体，那么其背后的机制、功能将可能被忽视。当然，对实体的关注是一种基础和前提，我们不能因为强调关系研究而走进历史的虚无主义。注释：①由于年代久远，标识破损严重，尤其字迹不清，所以开始时笔者并未能发现下方的“茶号”二字，即以“康定”进行分析，这体现于另一篇关于该老屋茶文化遗存的分析的文章中。整体上，该问题并不影响笔者在文章中对“康定”影响力的分析；不过，“茶号”标识上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当时茶叶的影响。②当时派出的代表是格桑泽仁，商定出资规模：各出资15万元，组建茶厂。③因当时商标的更换，所以此宝焰牌紧茶可能为前期存货，而不是当年生产；或当年生产，使用商标为中茶牌；或者宝焰牌并未停用。从其他相关材料分析，当时宝焰牌并未消失。④这表明宝焰牌当并未停用，而中茶牌商标也并未统一替代宝焰牌商标使用。⑤结合1955年把心脏形紧茶改为砖形，表明当时的尝试并不太成功。⑥由于雅安茶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产，所以不得不以下关茶厂之茶补给西藏需求，但因茶叶存在差异，群众仍按雅安茶叶煮泡方法饮用，茶与水的比例不当，当技术人员调查后，将茶水比例由1:60调整至1:120—1：150后，问题消失。
参考文献：[1]赵国栋.社会史视域“茶谱系学”导言[J].农业考古,2016(5).[2]（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J].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3]谢启晃,李双剑,丹珠昂奔，等.藏族传统文化辞典[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4]贾大泉,陈一石.四川茶业史[M].成都：巴蜀书社,1989.[5]李亦人.西康综览[M].正中书局,1941.[6]四川省雅安市志编纂委员会.雅安市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7]云南省下关茶厂志编纂委员会.云南省下关茶厂志1941-1998[M].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8]邓时海,耿建兴.普洱茶续[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5.[9]魏谋城.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1938—1990）[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10]赵国栋.西藏茶文化[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8.[11]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百年沱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12]赵国栋.茶谱系学：走进西藏茶叶消费空间的秘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7.[13]赵国栋,李许桂,石确次仁.茶叶传入西藏相关问题研究[M].西藏研究,2017(4).[14]（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声明：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原题名为《共享与互构：藏、川、滇区域内的关系型整合机制——基于对一种茶叶标识图案的分析》，载《农业考古》2021年第2期，现经作者授权在本公众号转发。作者其他文章链接：历史〡印度野生茶树的发现及茶树原产地之争；历史〡西藏饮茶种茶史略及印茶侵藏之再思考；历史〡“饮茶皇后”凯瑟琳与“茶叶大盗”；历史〡喝茶到底好不好？英国人争论了200年（上）；历史〡喝茶到底好不好？英国人争论了200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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